一位神秘难解的马克思主义者

米哈伊尔·里夫希茨（Mikhail Lifshits，1905-1983），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的苏联朋友和战友，是一位长期被忽视的人物，在西方主要因为《卡尔·马克思的艺术哲学》才被人们记起。此书的英译本出版于1938年。在70年代再版时，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为其写了一篇简短却大力赞许的前言，但是里夫希茨所留下的只是适用于少数初学者的一些个人的指点性建议。直到1997年，在里夫希茨的遗孀莉迪亚·莱茵加特（Lidia Reingardt）的请求下，斯坦利·米切尔（Stanley Mitchell）才在《牛津艺术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里夫希茨美学观和哲学观的长文，重新思考了“为什么他现在不为人知”的问题。显而易见，这种情况使米切尔感到迷惑，因为，考虑到里夫希茨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阐释，他本该在俄国或世界其它地方非常出名并为人尊重。但是没有：卢卡奇享誉全球，而里夫希茨却被人遗忘。

近来，情况明显有所变化，尽管主要局限于俄国。如果说里夫希茨已经复兴了似乎有点夸大其词，然而，在最近几年里，尽管财政困难和对当今俄国文化成就缺乏兴趣，但是他的门徒和追随者设法出版了他的著述（此处的“著述”是一种合适的称呼，因为与其说里夫希茨是一位学院作者不如说是一位随笔性作家，他不喜欢写作长篇论著）的新版本。这些出版物包括甚至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来自里夫希茨大量档案的文本，其中包括他以前与乔治·卢卡奇的通信。里夫希茨的两卷通信集由叶夫根尼·巴甫洛夫（Evgeni Pavlov）在最近一期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所发表的详细评论中得到了描述。另一部有意义的出版物是《谈话录》，出版于2012年。它包括20世纪70年代里夫希茨与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拉瑟兹·西克莱（László Sziklai）的大量访谈，提出了许多关于里夫希茨的观点和取向的有价值的线索。但是，很多东西仍然没有出版。据他的学生威克多·阿斯拉诺夫（Viktor Arslanov）说，在俄国科学院档案馆里存有700卷笔记、概述和材料有待出版。目前，这些档案的内容没有得到充分研究。

里夫希茨关于马克思美学的著作实际上是一部开创性的作品。它是在与两种社会势力持续地斗争中写成的：一方面是“低级唯社会学论”，另一方面是极左派形式主义倾向。所谓的普列汉诺夫正统观念把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化约为一种社会学，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将自身局限于把文学艺术解释为反映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现象。与这些倾向相反，里夫希茨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截然不同的说法，把他的工作设定为重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但如特里·伊格尔顿所正确评论的，其目的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提取出一种独立的“艺术哲学”。相反，“他试图在马克思著作中追溯一些重要的美学主题，根据它们与尚在发展的马克思思想整体的内在联系来进行追溯。”在这样做时，里夫希茨表明，审美要素不只是社会经济基础中生成的某些上层建筑，而是呈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有层面；事实上，“马克思一直热切地追求想象性的创造”。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年轻的里夫希茨在莫斯科遇见了乔治·卢卡奇，由此开始了持续几年的富有成果的合作时期。里夫希茨和卢卡奇定期给《文学评论》杂志投稿。它的第一位主编是哲学家帕维尔·尤金（Pavel Yudin），他在早几年的反对德波林学派的“孟什维克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赢得了声誉。与马克·米廷（Mark Mitin）一起，尤金作为哲学领域斯大林的追随者进入历史。然而，这个杂志没有直接地持续这场斗争，而是表征了里夫希茨后来以讽刺的方式称谓的“潮流”的立场。尽管德波林曾被指责为黑格尔的信徒，但是卢卡奇和里夫希茨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要比德波林更依靠黑格尔。

里夫希茨要在柏林的重要思想家的著作中寻求一种“历史的辩证法”，即苏联其他哲学家没有注意到的存在（而在西方，它只是由于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在巴黎的演讲才刚刚开始流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争共产主义时期，就像列宁在做出重大政治决定前要“请教黑格尔”一样，里夫希茨也非常希望在黑格尔的帮助下，理解苏联文化在革命之后的发展逻辑。他写到：

在德波林（Deborin）和他的学派著作中，黑格尔是一位影响较小的学院哲学家，一位抽象的思想家……我们对黑格尔的兴趣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对我们来说，在德国思想家的教义中，最重要的是它的现实内容，是法国大革命事件与革命之后的时期的深刻的悲剧关系。所有这些，都与那些试图理解我们时代已经发生的巨大的历史变化的人所遭遇的问题，具有很多相似性。

根据里夫希茨的观点，艺术家的使命是真实地描述这些急剧的和冲突的变化。在其作品与“潮流”的美学政治的规划最一致的当代小说家中，安德烈·普拉东诺夫（Andrei Platonov）是最重要的。事实上，普拉东诺夫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几篇文章。但是，由于党的政令，这份杂志在1940年被迫停刊。这被理解为里夫希茨事业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他发现自己被日渐孤立起来。如米切尔指出的，“他的战后知识分子的角色迥然不同于30年代，尤其是斯大林死后，意识形态束缚有所缓解。那时，里夫希茨是离经叛道的，现在看起来却是传统的……他绝望地与年轻人隔离开来，这些人把他看作极端保守主义者”。

由于卢卡奇顽固地坚持把古典资产阶级时期的小说作为后来所有（甚至无产阶级）文学的榜样模范，并且谴责现代艺术（如他与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关于表现主义的著名论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他已经激起了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反对，但是，里夫希茨对现代艺术的新形式抱有更深的敌意。他的文章《为什么我不是一位现代主义者？》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文章中他谴责现代主义艺术家本质上是虚无主义者，由此确定了他作为回归潮流的先锋思想家的名声，并把他与“六十年代人”（赫鲁晓夫时代的“自由主义者”）的新一代疏离开来。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称他为“马克思主义的化石”。里夫希茨风趣地回复到：“那也是有用的化石”。里夫希茨把批评他的人写的文章收入名为《未孵化小鸡的合唱队》的小册子。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夫希茨最终获得了可以公开写作他的思想的自由。1967年，他被推举为苏联艺术学会通信委员，其著作逐渐被出版，译本也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版。提及斯宾诺莎这位榜样，里夫希茨梦想，“在题为《美学》的一本书中呈现一种系统的哲学” 。他说：

在漫长的生命中，所做的事情却惊人地微不足道，一切都是副产品、偶然的作品、不重要的言论。惊人的是依然很少得见冰山的不可见部分。实际上，对此我深感内疚。

里夫希茨去世后，他的三卷本文集得到出版（里夫希茨1984-1988），不久，在1987年，其著作的德译本（收集了20世纪30年代的文本）在德累斯顿出版。里夫希茨死后出版的手稿《反现实的唯心主义论》，是他针对伊里因科夫的唯心主义理论而写的批判性文字，引发了一场持续至今的激烈辩论。在卢卡奇的大量的自传性访谈《活跃的思维》（1980年在匈牙利出版，一年后在德国出版）中，他似乎冷淡了他以前的俄国朋友。当采访者伊什特万·沃尔西（István Eörsi）询问他对里夫希茨的看法时，卢卡奇首先以赞赏的态度作了回答：

我们首次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美学，不是完善了马克思体系的这种或那种美学。美学成为马克思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观念可以在我的文章中找到，在文章中，我论述了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关于济金根的辩论，在里夫希茨那里，这种观点出现在他早期关于青年马克思的著述中……我对里夫希茨的看法是，他是生活在那些时代（20世纪30年代）最伟大的天才，尤其是在纯文学层面。他非常清楚地看到了现实主义的问题。

但是，随后卢卡奇转向了一种有点批评的语调，声称里夫希茨“没有将这一点扩展到其他文化领域”，仍然陷于20世纪30年代的旧立场，而他，卢卡奇，则相反，已经努力取得进展。卢卡奇宣称，与里夫希茨不同，他在《青年黑尔格》，尤其是《理性的毁灭》中，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抛弃了日丹诺夫所代表的官方立场，后者把现代哲学完全化约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可怜的里夫希茨仍然在俄国。我不是因为这责难他。他在俄国能做什么？他支持‘现代文学是坏的’的路线。他的观点成为彻底保守的。我不会说，由于这我们的友谊已经结束了。但是，当然，我已经远远超越了里夫希茨至今都无法解决的事情”。

卢卡奇传记中贬抑的语调揭示了隐藏在两位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妒忌。里夫希茨似乎从未有机会读到卢卡奇与沃尔西（Eörsi）的访谈，但是，尽管这样，他还是设法回应卢卡奇。最近出版的笔记（来自里夫希茨档案第232号的小册子，标签为“卢卡奇”）中，他以自己独特的好辩的和不妥协的态度评论了他朋友的作品。里夫希茨把自己比作击剑师，这位击剑师教西哈诺·德·贝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如何使用佩剑的一些技巧，但是他的水平却在其更为著名的学生的水平之下：

但是，我的主要思想中，没有一个可以看到卢卡奇的任何影响。相反，他的至少两个主要的美学观点采纳了我的思想……a）资本主义和艺术命运之间的矛盾；b）广义的现实主义理念，或艺术中的真理。

里夫希茨尖刻地回忆卢卡奇在其名著《理性的毁灭》中，赞美科学骗子李森科（Lysenko），把他的立场与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惟其荒谬，我才相信”的立场相提并论。虽然小册子中的笔记是片断的，甚至含糊不清的，但是里夫希茨批判的一条主要线索似乎是，卢卡奇倾向于强调主观因素的作用，而里夫希茨倾向于一种更柏拉图式的世界观。里夫希茨把卢卡奇的这种“主观主义”追溯为受到新康德主义者的影响：“卢卡奇是不充分的黑格尔主义者。认为他是一位黑格尔主义者只是一种幻想。德国西南部新康德主义学派对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里夫希茨密切关注卢卡奇后来的事业，尤其是批评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本体论转向”。根据里夫希茨所说，卢卡奇的本体论规划回归到他年轻时的主题。尤其是这个规划的核心要点，人类活动的目的论，对于里夫希茨来说，是片面的。里夫希茨争辩到，人类劳动不仅存在于目标的实现中，而且是一种反应，“它被转变成生活的再生产，它甚至生成目标本身。”换句话说，对于里夫希茨来说，卢卡奇人类劳动的观念太主观，因为它将劳动化约为目的论的假定。

里夫希茨多次回归未完成的主题，人类工作悲剧性的不完整、“历史原理”阐释的未完成。就此而言，他指的是，尤其是对于马克思来说，同样从未完成他的主要工作。但是，他表达了希望：也许人类的子孙能通过来自“大洪水之前的动物”的一个椎骨来对其进行重构。如果这成为事实，也许当前的主要论题将证明有益于“未来的居维叶”。

总之，里夫希茨的立场有些让人费解：显而易见，尽管他反对德波林学派，但他既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也不是反黑格尔主义者。他也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批判学派的追随者。在对现代主义的评论中，他不想做出妥协，虽然他也不认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官方教义。里夫希茨认为自己的特征是“三十年代的人”，指出20世纪30年代早期对于他的重要意义的事实：他后来写作的所有主要动机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的讨论。

SEET的论题包括8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讨论“里夫希茨现象”。我们从国际知名的俄罗斯艺术家德米特里·古托夫（Dmitri Gutov）的访谈开始，他花了大量时间研究里夫希茨的遗产，是俄国当今里夫希茨学说的重要专家。克里莫娃（Klimova）、朱巴劳（Jubara）、梅丹斯基（Maidansky）、奥伊蒂宁（Oittinen）、德米特里耶夫（Dmitriev）、莫里耶夫（Mareev）和莫里耶娃（Mareeva）的论文各自论述里夫希茨整个学说的不同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