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视域下先锋小说审美分析

【内容摘要】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视域下，对先锋小说进行审美分析，发现 “生产关系一般”和“生产关系特殊”是先锋小说叙述文本审美的两个内核，它们在先锋小说借用历史、回避历史、游戏历史的形式中驱动着文本的审美表现。先锋小说叙述文本通过借用历史的形式表现了历史和人的双向生产；通过回避历史的形式，显现了历史正因为缺席而存在，并通过这种形式挖掘出社会历史最隐秘的情怀；游戏历史的形式则体现了历史外衣下的当代体验和戏仿历史中的人性主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生产关系一般；生产关系特殊；先锋小说；审美分析

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提到“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这段话说明了人的意识是历史地形成的，而不是先天地；是在人的实践中发展的，而不是凭空想象的；是通过“人化的自然界”不断丰富的历史成果，而不是自然存在的简单变化。所以，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历史’是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美学最重要参照系统。”同时，由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存在着不平衡关系，所以，对于精神生产的研究要有一种历史的观念，即“历史的考察”。“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要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而考察历史的范畴，要注重“生产一般”和“生产关系”的关系，“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他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他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为了进一步区别“属于一切时代的”生产一般和 “几个时代共有”生产关系，这里借用张闻天同志的生产关系的两重性理论，即“生产关系一般”和“生产关系特殊”。“为了把它同特殊的所有关系加以区别，为了说明问题的便利，借用马克思关于生产一般的思想，暂时就叫他生产关系一般……生产关系一般还只是一个抽象，他本身并不能独立存在，生产关系一般只有在生产关系特殊中才能存在。”

在先锋小说中，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不尽然相同的，总结一下，大致有三种情况：借用历史、回避历时、游戏历史，在这三种态度中，分别显现了“生产关系一般”和“生产关系特殊”在文本叙述过程中的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先锋小说进行文本分析的一条路径，可以为先锋小说的阐释，提供一个视角，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具体实践。

一、借用历史

“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一般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活动和社会的享受。”马克思说的社会，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事实，而是一种社会历史，这里面，马克思提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历史对人的生产，另一个是人对社会历史的生产。

首先看社会历史对人的生产。社会历史先是生产了作者，“文艺作为观念形态，属于历史的范畴，是历史的事实，在阶级社会中，文化艺术问题始终同社会的劳动分工、阶级关系联系在一起，而且是自觉不自觉地对他们做出反映，因此文艺是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的精神生活，代表一个民族对生活和人的观念”，这也就意味着作者的存在要立足于一种社会历史语境，并且，作者本身所具有的作者意识形态（authorial ideology）要与这种社会一般意识形态紧密相关，即“社会一般意识形态在个人身上的独特体现。”所以，先锋小说的作家们也难以逃离时代的影子，挥之不去的“文革记忆”，高举高打的“人本思潮”，来势汹汹的“现代主义”，这些都是先锋作家们所要背负的八十年代的“社会一般意识形态”。先锋小说作家一方面秉承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刻意避开历史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抹去那独特的社会历史记忆，以及潜意识中那些赖以支持文本中人性表现的社会背景。于是，正如陈晓明先生所说，先锋文学“这一次文学叛乱，既是一次‘无记忆’的自我书写，也是一次‘文革记忆’的抽象复苏。与其把这场叛乱视为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模仿，不如看成是对文革那种历史欲望和想象的简要重温。”同样，这也可以看成是八十年代“生产关系特殊”所造就的一种文化现象。社会历史对人的生产还体现在先锋小说的文本中，具体表现为小说人物的命运与社会历史的密切关系，并且在社会历史的变化中，发生剧烈的冲突，裂变，展示出强烈的审美效果，正如卢卡契说，人物的内心生活也只有“同历史和社会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说明本质冲突的本质特征。”比如余华的作品《活着》，借用了民国到文革后的一段历史背景，写的是一家人在风云变幻的几十年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不断死亡的故事，如果说社会也生产人，那么，在《活着》中，社会应该说生产“人的死亡”。当然，死亡也是人的一部分。生产人的死亡也意味着生产人。小说主人公福贵的父母、妻子、儿女、婿孙全部死亡，并打下了社会历史的深深烙印。福贵父亲是福贵输掉土地后气死的，旧社会的土地就是地主的生命，土地的丧失，隐喻着生命意义的终结；母亲是病死的，起因是福贵请大夫时候被抓了壮丁，母亲没得到救治而亡，这是特殊时代下人被战争的连累；福贵儿子之死是因为给领导太太献血过量，这是人在权力面前的微不足道；福贵女儿死于难产，这又是因为真正的医生被政治斗争打倒了，而走上手术台的红卫兵却难当大任。外孙的死亡是吃豆子胀死，原因是自然灾害期间，食不果腹，难得吃上一次豆子，却因为没有控制住，而活活胀死。这里面每个人的和当时的社会历史都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当时“生产关系特殊”所造成直接后果，也是“生产关系特殊”的历史话语对人的生产。人们在阅读文本的时候，同样会对文本中的历史感进行深深审视。

其次看人对社会历史的生产。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描写到“每个社会集团既然产生于经济社会原初的基本职能领域，它也同时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样的阶层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知识分子对社会领域的影响不光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思，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传导，“文学文本不仅是通过它怎样利用语言，而且是通过它所使用的特定语言而与一般意识形态连在一起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初，全社会对于人性的复归有着强烈的渴望，“大写的人”是每个人心中高悬的明灯。而经过八十年代初异常丰富的文学“爆发”之后，“大写的人”似乎被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所遮蔽了，而1985年前后，先锋文学的出现，又是一次对于“大写的人”的呼唤，文本中那些对人性的剖析，对心理的挖掘，对历史的反思，再一次将人的地位抬升了起来。哪怕仅仅是一种语言的游戏，文本中的人，依然对历史有着生产的作用。因为换一种角度讲，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存在着一定的同质性，“历史话语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者更准确说，是想象的产物）。正是经由想象性的语言，历史才从纯语言的实体转移到心理的或意识形态的实体上。”而想象也好，再现也罢，体现在叙述文本中，都存在一个“审美意识形态”元素，这种审美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与伦理、宗教等其他领域相连接，为一般生产方式所最终决定。”但是，他也同样反作用于社会意义形态。因为受“生产关系一般”决定，并且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同时存在着“想象因素”所以审美意识形态构成了社会历史观念的基础，并通过文本中的人物，对社会历史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像叶兆言的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格非的 《人面桃花》、余华的《兄弟》、苏童的《河岸》等都试图揭示历史对于人性、人心的影响，在日常化的历史书写中，以在场者的视角呈现被主流历史所遮蔽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鲜活的生命经验倾听历史深处的悠远回响。他们并不追求整体性地描绘完整的历史图景，而是在不同形式的叙述与话语的冲突中寻找细微的裂缝，借助内心的光亮去探照历史废墟中的生命遗迹。”所以，先锋文学对于社会历史所呼唤大写的人，就是通过这种叙述语言的丰富内蕴对心中的人性光亮进行了呼应，先锋文学开始以先锋的方式召唤一种对人性的重视和对象化的关怀，并试图建构一种将人视为中心的温情，一种对大写的人的呼唤，对个体的、微不足道的人的关怀。当然，关怀，一直都是时代的需要，它是一种普世的价值，一种“生产关系一般”下世代传承的东西。罗洛·梅说“感伤者以自己的感伤情绪作为一种荣耀，它始于主观，终于主观。关切却不同，它是对某种东西的关怀，我们在我们的体验中，被我们所关心的客观事物和客观事件牢牢抓住。”人性，人的价值，这些理所当然是关切的对象，并且是关切的终极目标。先锋小说的“关切”在文本的审美意识形态中，托起了人的价值，并藉此深刻地影响了了八十年代的社会意识形态。而这种影响，也就是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即人对社会历史的生产。

二、回避历史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视域下分析先锋小说，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文本中对历史的有意回避或者弱化，这使得历史观分析无从下手。虽然先锋小说用形式遮蔽着历史，并且强力追求着个人的体验，心灵的感受，但是他们并没有摆脱历史。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先锋小说文本中的叙述情节，同样是隐含着先辈们的“梦魇”，根据伊格尔顿的观点，文学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是审美意识形态与一般意识形态相结合而产生的效果。”所以，即便是历史背景模糊，依然还可以通过文本的分析感受到社会历史背景中的审美意识形态。

第一种是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但是高度模糊的，这是一种集体历经的历史话语中，不需要具体交代的一种话语情境，是一种“生产关系一般”生发的集体意识，也就是“历史无意识”。在这种情境中，叙述者和阅读者之间不存在任何障碍，叙述者也不需要对文本进行注释和说明，写作和阅读之间在“生产关系一般”的作用下，可以直接进行对话，阐释和意义生成。比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小说没有对故事发生的年代做任何交代，只是讲了一个少年，离家出走。拦住了一辆本不想搭理他的卡车，赶往旅店，途中卡车抛锚，又遭逢抢劫，少年阻止，但惨遭痛殴，无济于事。虽然没有交代历史背景，但这是一个现代的故事，抢夺与暴力，冷漠和迷惘，都是文革后在人的记忆中挥之不去的东西，“中国先锋主义者们大多成长阶段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将元话语的威胁强加于每个人的时代，这并不是偶然的，这种威胁，作为心理的攻击，最终成为先锋派作家们试图描述的东西。”所以即便模糊了社会历史背景，那种精神上对暴力的恐惧，对人性的质疑，依然显露出历史背景下的创伤性体验。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先锋作家一代人在“生产关系一般”的记忆中形成一种“历史无意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就写了抢苹果的故事，无意中写出了我第一篇真正重要的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整个写作过程非常的愉快，半天时间就写完了，写到最后，我发现写作带着我走了”。所以，“生产关系一般”，在写作和阅读的过程之中都是隐性的，潜藏在文本之下的，也就是说“文本意识形态不是作者意识形态的表现，他是对于一般意识形态进行美学加工所得的产品。”而这种产品的审美体验就在于，用一种历史缺席的方式确证了历史的存在。

第二种是全部放弃了对社会历史的表述的。叙述以一个人心理体验为中心，并且文本是围绕着心理体验开展叙述，全然没有社会历史的线索。这是“生产关系特殊”所生发的个人意识。正是对于社会历史的特殊体验，推动了个人意识走上前台，将个人的体验作为文本叙述的主题。余华在描述这种创作时说“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而欲望和美感、爱与恨、真与善在精神里都像床和椅子一样实在，他们都具有限定的轮廓，坚实的形体和常识所理解的现实性。”与生产关系一般背后的历史无意识不同，这种表达，不是以社会历史的集体意识为参照，而是相反，以个人的意识为依托。个人意识同样具备社会历史的审美意蕴，因为“人类任何个体自我的实践都是在主动地创造历史，其中充满大量偶然因素。注意研究这些偶然因素，才能更深刻地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伦理学主题意义所在”。如果在先锋小说中挑选自我意识的表现的文本，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山上的小屋中》，没有任何关于社会历史的线索，整个文本对此没有任何交代。作品中通篇是个人体验的流动，变化。就像书中描写的“‘所有的人的耳朵都出了毛病’。我憋着一口气说下去，‘月光下，有那么多的小偷在我们这栋房子周围徘徊。我打开灯，看见窗子上被人用手指捅出数不清的洞眼。隔壁房里，你和父亲的鼾声格外沉重，震得瓶瓶罐罐在碗柜里跳跃出来。我蹬了一脚床板，侧转肿大的头，听见那个被反锁在小屋里的人暴怒地撞着木板门，声音一直持续到天亮’。”这种人对外界环境的体验化身成种种意向显现在文本之中，给人强烈的感官冲击。当然，个人的感觉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人与社会历史作用的结果，马克思说“你同任何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一致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当个人的经验意识代表个人与现实的关系走上前台时，现实仍旧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并且，这里的现实，将不再意味着一种“历史无意识”下的集体体验，而是一种具有特殊性的现实对个人的作用。虽然每个人与现实的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将这种心理的感受以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也就是先锋小说文本叙述的审美价值所在。它依靠着作家敏锐的感受和诗性的表达，实现了人的心理感受的审美呈现，即个人的社会历史性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现。如邓晓芒先生所言“作家的根就在于他对于人类的情感，首先是他对于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的敏感性，以及把这种敏感性用文字表达出来的能力。立足于这一点，我们对一个作家的评价就有了一个起码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打动了我们内心最隐秘的情感。”

三、游戏历史

伽达默尔给游戏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如果我们在艺术经验的关联中去谈论游戏，那么游戏就不是指行为，甚至不是指创造活动或享受活动的情绪状况，更不是指在游戏活动中所实现的主体性自由，而是指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 游戏是一种自行运动，它不通过运动来谋求目的和目标，而是作为运动的运动，最终只是游戏运动的自我表现而已。”这段话暗含着先锋小说游戏历史的审美规律，即历史已经成为文学审美的一种方式。

在先锋小说中，有很多假借历史的情况，就是在历史的话语中演绎当下的故事。历史成了一种游戏，一种寓言。所以根据伽达默尔的观点，如果历史作为“先锋小说”的存在方式，并且只是先锋小说的自我表现，那么在叙述文本的背后，一定存在着审美意识形态。这种审美意识形态的基础就是历史的“生产关系一般”。但先锋小说的假借历史不仅仅是以历史的形式来体现那种生产关系一般下的“寻常生活”，而是有一种寓言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失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放在先锋小说的文本里，也就意味着历史作为形式，以“生产关系一般”中介，建构了一种当下的寓言。“历史意识的任务是从过去时代的精神出发理解过去时代的所有证据，把这些证据从我们自己当下生活的成见中解救出来。”从先锋小说作家的选材来看，“苏童善写三四十年代，格非则写二三十年代，叶兆言写民国以后秦淮旧事，余华虽然写得比较近，但也绝非当前的现实生活，有时从他们的作品中很难分辨出确切的时间。但是先锋小说的‘历史’与传统的历史小说迥异其趣，它只不过是借用了‘历史’的时间外壳和名称，因而被评论称为‘新历史主义’”。例如苏童的小说《我的帝王生涯》，主人公端白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历史人物”，燮国也是一个并不存在王朝，但是，帝王与帝国的兴衰，以及帝国的躯壳下隐藏的矛盾和斗争，却是我们两千年历史文化的缩影。“他们要让我坐在父王的金銮宝座上去啦。我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十四岁，我不知道为什么挑选我继承王位。祖母皇甫夫人示意我趋前接旨，我向前走了一步，老迈的司仪捧出了父王的那顶黑豹龙冠，他的动作颤颤巍巍，嘴角流出一条口水的粘液，使我为他担忧。我微微踮起脚，昂着头部，等待黑豹龙冠压上我的头顶。”虽然文本不是历史真实，但是这样的场面却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此。老皇驾崩、幼主上位、后宫干政、宗族篡权，斗争一触即发。历史虽然是形式，但是却为文本的叙述提供广阔的空间，使现代的意识和历史的意识能够自由的结合，并在虚构素材中，最大限度地展现人性和生命体验，生发审美意蕴。虽然，这些历史人物仍旧存在符号化的影子，历史事件也带有摹写的印记，但是在“生产关系一般”的作用下，阅读者仍旧能通过那种似曾相识的画面，体验到历史的假借中那些个体生命在时空长河中的激越和力量。

此外，先锋小说的文本中还有戏仿历史的情况。所谓戏仿( Parody)，是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文学创作手法，最早见于英国文人撒缪尔·约翰逊的《牛津英语辞典》“模仿，使之变得比原来更荒谬。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从戏仿（parody）的希腊词源parodia中找到佐证,她认为 odia 部分意为歌曲，前缀para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对抗”，因此“戏仿” 即是文本间的对抗；第二层意思是“在旁边”，暗示着文本间的协议或亲密关系。随着西方文学研究影响的扩大，戏仿也逐渐成为文化研究的一种概念，在《文化研究关键词》戏仿定义为：“是一种对原作的游戏式调侃式的摹仿从而构造新文本的符号实践。”而先锋小说作家对戏仿的偏爱，更是有目共睹的，叶兆言直言不讳地讲“家的叙事是现代小说的重要母体,鸳鸯蝴蝶派小说是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小说流派,革命加恋爱是现代小说的重要情节模式，张爱玲的小说在现代小说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 所以我拿它们作为戏仿的对象。”还是以叶兆言为例，他的《状元境》、《十字铺》、《追月楼》等作品都是对历史的一种戏仿，作家将故事放在一定的环境中，以“夜泊秦淮”中五个地点——状元境、追月楼、半边营、十字铺、桃叶渡作为题目，而文本的主题却分别为“性爱、气节、政治、女人、禅道”，从而将纵向历史的真实解构成了一种平面的历史的碎片。而个人却掌握了主题的麦克风，将“生产关系特殊”植入其中，反映个人的历史观念和人生体验。另外一位钟爱戏仿的先锋小说家是余华，他的戏仿是针对中国传统的小说模式，并且一方面在戏仿的过程中刻意打破文本的模式，对形式进行破坏；另一方面，又让文本不再遵循一条善恶因循，因果相生的路数，有意对因果原则进行破坏，使阅读期待完全落空。这种对历史文本的戏仿，透漏着反讽的意味。《鲜血梅花》戏仿武侠小说，《古典爱情》戏仿才子小说，在文本中，传统武侠和才子小说的模式被瓦解，武侠小说中没有盛名侠客闯荡江湖，古典爱情中也没有才子佳人比翼双飞。取而代之的是细碎的个人体验，是作家个人记忆中“生产关系特殊”所生发的怅惘和迷离。

四、结语

生产关系一般和生产关系特殊，是张闻天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双重性的一种分析归纳，但这种两个术语却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视域下的先锋小说审美分析提供了视角。先锋小说对于历史元素的呈现，主要有“借用历史、回避历史、游戏历史”这三种形式。而生产关系一般和生产关系特殊，则是这三种形式的审美内核。

历史生产作为人的人，人也同样生产历史。历史生产作为人的作家。先锋作家们挥之不去的集体性的文革记忆，是先锋小说叙述中“生产关系一般”的具体体现。在文本中，文革是一个庞大的主题，呈现在文艺作品中，是纷乱复杂的“文革影响”，这里面有平铺直叙的史实，也有隐而不发的内心表达。历史还生产小说人物，历史造就的小说人物的生存和死亡，成功和失败，诞生和消逝，人物的命运总是牵连着历史，无法摆脱，也无意摆脱。人同样生产历史，“大写的人”绽放于诗歌之中，却在随后的小说探索中，被纷繁的形式所遮蔽，但是，通过先锋小说对人性刻画的专注，使它又一次走向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的前沿。人性作为文本叙述表达的焦点，再一次成为时代的主题，并塑造了一个渴望人性的时代。

对历史的回避，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部分先锋小说的所标榜的旗号，可是社会历史的进程早已深深镌刻在人们的内心之中，历史是挥之不去的，是一个群体，一代人的精神内核，它只需要文本中的蛛丝马迹，也许只是模糊的、含混的、无意展开的一点社会历史微光，就能精准地映射出人们的心底秘密。这是那些时代中“生产关系一般”的巨大暗潮。这种暗潮显现出来审美意蕴，是一种历史缺席的表面下汹涌澎湃的历史存在。当然文本中也有对历史全然放弃的例子，可是放弃的是历史，放不下的是历史意识。人们总是不能绕开社会历史的影响，做一个孤立的、片面的人。人与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是在社会历史的背景下进行，这种背景即便没有任何交代，它依然是影响人们心灵体验的重要因素。由于放弃了历史叙述，这种体验以个人体验为基础，绕过了宏大背景而专注于个人体验，在“生产关系特殊”的基础上，透露出个人生命中最隐秘的情感，并唤起集体的共鸣。

先锋小说对历史的游戏态度，依然非常明确地体现在文本之中，游戏“作为运动的运动”，最终只是专注于游戏的自我表现，它是一种历史形式化的技巧。当假借历史的情况出现的时候“生产关系一般”走上前台，他用历史的躯壳表现一种人性的寓言，让人在历史的外衣下，反躬自问，并且跨越出文本，在所有文化记忆中，释放着人性的美与丑。历史的戏仿同样是游戏历史的重要表现，叙述文本对历史文本进行游戏式、调侃式的摹仿，并无所不用其极的瓦解历史的逻辑，消解历史的模式，用人的体验取代善恶因循的历史思维。在此，“生产关系特殊”下的社会意识借助对历史的模仿，用戏弄阅读期待的方式，展现了个人的感知与观念。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视域下的先锋小说审美分析，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体应用在先锋小说的文本解读中，通过历史的呈现、遮蔽和游戏打开了一条先锋小说历史叙述和文本审美的研究路径，这对进一步理解当代文学的审美特征，深化先锋小说的审美阐释，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一步中国化，是具有实际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