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审美人类学——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学生采访

按：2018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于9月25-27日在东南大学召开。浙江大学王杰教授受邀参会，并接受了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学生的采访。以下是采访的整理稿：

问：王老师，您这次演讲的题目是《作为当代美学的审美人类学》，请您谈谈审美人类学是如何与当代美学嫁接的？

答：在我看来，审美人类学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美学问题。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看法，包括一些艺术人类学研究者，都以为艺术人类学是研究前工业化时期的小型社会，或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觉得这种看法当然是正常的，因为这确实是我们大量的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学者们做的。但是，刚才我的演讲里面也讲到，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当代学者，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面对当代，面对当代美学和艺术问题，特别是你们年轻人，你觉得是不是呢？你把传统的东西认识得很清楚，就比如你刚刚过完了中秋节，那么关于中秋节大量的文化你知道得很清楚，但是你如果不懂得你所处的当代是什么，你自己的情感是什么，你自己的困惑是什么，你怎样走出这种困惑等等，你就没有办法思考。你再懂得中秋节，你熟悉苏东坡的诗词和王菲的歌曲，你看完了中秋晚会，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你仍然会困惑。我刚在杭州市参加完在杭州的广西老乡的聚会，我也去讲话了，聚会的时候很好，认同感也很强，可是聚会回去之后，面对当代的问题，你又会困惑了。当代社会不仅仅有生态的危机、价值危机，其实对于你们年轻人来说，对于整个文化建设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情感问题。当代人最困惑的就是情感焦虑，各种各样当代不合理的负能量，找不到一种健康的又积极向上的宣泄方式。我们当代的很多危机，包括经济的危机、信仰的危机，都是比较表层，最大的危机是情感问题，而这些情感问题又不是能够简单解决的，这是因为它的复杂性造成的，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玩游戏、看好莱坞大片，你有没注意到游戏和好莱坞大片都有一个基本的东西，用弗洛伊德的观点来讲就是“情结”：未来是让人感到恐惧的。对于当代人而言，技术发展了，人的各种消费和欲望得到满足了，但是内心空虚，人们会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这是现代人最大的情感的纠结，最大的心理的焦虑。

刚刚王建明教授讲，当代艺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作品，艺术是一个很大的机制。它是一个机制在起作用，很多无形的东西跟艺术是牵连的，包括资本也好，权力也好，包括艺术家自己的情感、气场等等都会起到作用，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是个活的存在。艺术是一个活的、综合性地东西，一个非常庞大的存在，你怎么样去把握它，这个要用一种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我觉得就是要把美学和人类学相结合，人类学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它具有实证性，它就像自然科学做实验一样。我们还要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像神经美学就发展得很好。我们大家知道每个人的情感不一定都会说出来，但是神经美学就可以把你的情感测出来。我去德国访问朗克研究所，它有一个就像电影院一样的实验室，当时正在建，场地里埋了无数的线。每个人坐在位置上的时候，埋的那些线就能感受到你的脑电波、心电波等，每个人都是不同的，然后研究者再去收集，用大数据的方法处理，做相应的研究。

说到底，我们的目标是要解决当代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怎么让当代人有个未来”的问题。因为如果人类经过几十万年的发展，最后的结局却是灭亡，那我觉得这是很没有意义的。人类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人有很大的能动性，即使只有很小的可能，人都会去寻找。中国鸦片战争后，中国处在绝境中。日本小小的国家就把我们那么大一个国家打败了，当时整个中国都几乎绝望，但我们总算走出来了。现在，我们国家的GDP超过了日本，我们的各种文化可以说跟都有了当代的发展，而且我们还在继续往前走。所以，我觉得用审美人类学的方法来抓住当代的社会问题，我们团队做美学就做当代的美学问题。从美学问题入手，去解决当代人的生活的困境，目标是找到它的未来。

问：您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大家，请问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审美人类学之间有什么关联？

答：特里∙伊格尔顿编过一本在西方作为大学教材的书，叫做《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读本》，这本书把从马克思开始一直到杰姆逊、伊格尔顿这些人关于文学理论和美学的著作都选在一起。他写了一个导论，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和马克思文学理论是怎么回事。他提到四种模式：第一种就是人类学模式，然后是反映论的模式，第三种是意识形态模式，还有就是现在讲的文化研究或者文化经济的模式。这四种模式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基本模式。伊格尔顿还讲过一句话，他说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里面，最有雄心的就是人类学模式，因为人类学模式不同于其他三种模式，反映模式就是讲艺术是一种审美反应（不同于照镜子式的机械反应），它强调了艺术的特殊性；意识形态模式就是讲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功能，它既是意识形态的，有着一种文化认同和文化整合力，它同时又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又能给人以一种情感和思想的解放。但是人类学模式不同，它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人的意义是什么问题，合理的人的存在是什么样的。这是人类学的问题，也是美学的问题，所以人类学和美学在根上是相通的。我刚才发言的时候也讲到，马克思晚年有个人类学转向。马克思早年跟恩格斯通信，谈到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发现摩尔根的观点与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当一致，都是讲物质基础决定社会发展变化，观点很是相近，两人十分兴奋。马克思早年就很认同摩尔根和达尔文的理论。马克思晚年时，当时现代化已经进入到了全球化的阶段，在这个时期不同的落后国家，或者我们现在讲的第三世界国家，或者说文化差异很大的地区，它的现代化问题就提到议事层面。马克思晚年花了巨大的精力来研究这个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跟人类学不矛盾。我们现在的国内的一些研究马克思的学者，他把马克思主义只局限在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哲学范围内，认为只有在这三个领域内才有马克思主义，其他领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我告诉你们年轻人，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还有美学，还有人类学，在西方学术界受马克思影响的人类学家大量存在。比如我到英国访问伦敦大学的人类学，他们的人类学前系主任和现任系主任都跟我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告诉我，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和他的文化唯物主义，都是他们伦敦大学人类学系的理论基石。所以，马克思主义是很有生命力的。他关注人类学、美学、更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不同民族文化的发展问题。但是，有时候并不一定要贴上标签，还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漫长的发展中又被复杂化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理论，各种各样的政治家，各种各样的学者，有的是理解得不正确的，有的是为了各种目的去利用马克思的，多多少少歪曲了马克思。所以，我们要还原马克思。

问：这次会议主题为“艺术人类学与新时代中国发展”，请您谈谈“审美人类学”将对中国发展起到什么积极作用？

答：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走到了一个“坎”。我们原来是甲午海战被打败，中国一下子对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对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丧失了信心。鲁迅说不要读中国书，只读外国书，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对中国没有信心了。中国文化曾经是那么灿烂，怎么也不堪一击？但是经过这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国现在站起来了，我们GDP已经全球第二，我们的文化建设也出现了全面的活跃的发展，当代艺术真的是有很多新的创造。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从李叔同、冼星海到当代的第五、第六代电影导演的作品，有那么多的文学艺术家的优秀创作，现在问题是需要理论概括，通过理论建设把它总结出来。理论是在现实经验基础上产生，一旦产生之后，它有巨大的能量。自然科学的理论是这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理论也是这样。我们团队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中国现代化过程这一两百年的审美经验中合理的东西，充分地理论化，把它们阐释出来，然后把它和一种合理的美好的社会，简单讲就是习近平讲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找到联系。因为现在很多人觉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个口号，跟我们现实生活和未来没有关系，但是我想说的是有关系，只是你没有看到。康德讲，现实中的东西很多是假象，理论就是要把现实中的假象剥掉，然后让它告诉你真正的本质。在现实中我们认为地球是平的，但事实上地球是圆的；我们在现实中的经验是太阳围着地球转，但事实上是地球围着太阳转，所以有时候现实的感觉、现实的经验，往往是错误的。只有理论的研究才能把握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实。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对中国的审美经验、中国艺术中的理论问题加以阐发，而且是要能够阐发得让国外学者也承认。因为美学的问题、艺术的问题，它也有公理的，也有共性的。比如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就像爱因斯坦、牛顿他们用他们的理论说服大家一样，我们要用当代美学的理论去说服年轻人和不同民族的人，使他们都理解中国的生命经验，理解中国人的情感。这样，对内可以更好地实现民族认同，对外可以让人家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因为现在还有一种理论叫“中国威胁论”，好像说是中国发展了以后就会去侵略他们。但是如果他们真正理解中国，就会发现可能不是那样。所以，我觉得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责任很大，也很有意义。我希望你们年轻的学者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这是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短的时段都做不完的工作，是一个漫长的事业。雷蒙德·威廉斯有本书叫做《漫长的革命》，讲的是社会若想要真正进入到一个美好的阶段，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审美人类学也好，艺术人类学也好，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好，都是这样。

谢谢您的采访。